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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元瑜
提起交际舞来，当然是洋玩意儿。中国人最早参加过舞会的，是同治六年（1868）清廷派赴欧美各国去的钦差志刚（满人），他参加过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宫廷舞会。我们遥想当时，一位身穿清代袍褂、垂着长辫的中国人坐在凡尔赛宫的大厅里，周围全是盛装的法国男女。他的处境不易，很令人钦佩。以后，上海开为商埠，外国人来得日多。中国人和洋人的交往和友谊也日渐增加。所以上海对一切外国风俗都先受熏染，交际舞不过是其中之一端罢了。
庚子事变以后出现了最初形态的“舞厅”
《时报周刊》的编辑先生不知怎的忽发雅兴，想起交际舞在中国的发展来，要以此为题，叫我写出一篇稿子来。我一想，这事非先从上海说起不可，别的大都市全步上海的后尘，最好请一位老上海来执笔。现在请到周先生————他在三十多年前出入上海舞厅足够十年————写得一定不错。
上海的一切新风气大概要在一年之后才能传到北平，跳舞当然也得如此。大概在民国十八年以后，北平有舞女的舞厅才逐渐多起来，也很蓬勃过一时，到“七七事变”才完结。虽说是受上海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却也许在上海之先。就是“庚子事变”以后，由于《辛丑条约》规定，东交民巷（长两公里，在正阳门与其东的崇文门之间）成为使馆区，德、英、俄、法、日、美均有驻军。东城的崇文门大街、东单牌楼、东长安街及王府井大街一带，为了适应日渐增多的外国人，逐渐地欧化起来。于是形成东西城的不同，西城较保守，而东城较为西化。最初出现了北京饭店，它是有大舞厅的，可能是跳舞的先河。现在我把它的沿革说一说。
北京酒馆几度春秋
在“庚子事变”（1900）以前，北平已经有不少外国人了。在东城的船板胡同口，有一对法国夫妇开了一家小小的餐馆，卖酒和零点的菜。他们雇了一位学徒，姓邵名宝元。餐馆生意很好，又开辟了四个房间租给客人住。这就是北京酒馆的创始。
后来又在附近的东单牌楼的小头条胡同（庚子后拓宽为东长安街）租了一所大房，改为北京饭店。老夫妇年老多病返国，把生意顶给一位眇一目的意大利人————光绪三十三年（1897）也很得意，迁到原街较西一点儿的一所大住宅，把门窗全改成西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人回国，让给法人劳曼，在原址之东兴建五层的红砖大楼，有客房四五十间。那时在北平已算高得吓人了。
劳曼又转给中法实业银行————掌握百分之七十五的股权，大投资，在西隔壁开建六层的大楼，六楼有一部分是屋顶花园。法国来的蓝图，承包是法人包可苏，他转包给刘氏兄弟。砖头是用北平之南的丰台马家堡的空心红砖，河北唐山出的水泥，钢筋大概是舶来的。民国五年时地下室已建好。完成后，共有二百二十五间客房，这块地皮的主权却属于一所意大利的天主堂。它的发财一则由于大批的外国观光客；二则由于屡次内战，大批的中国人避入洋人开的旅馆以图安全。
它在路北朝南，进了大门是一个大厅，向西走是一个大舞厅。当中是舞池————比地面高一厘米————用长条地板拼成。这种地板下面有许多人字形的木架托住，人少时走在上面不觉得，人多了就略有弹性之感。
每周有两次跳舞，周四下午四至六点有茶舞。白俄的名提琴家欧罗甫领着四人乐队演奏，没舞客时就奏古典音乐，所以跳华尔兹的时候居多————它四分之三拍，三步一并脚，节拍较慢，带点儿古典的气氛；周六从八点开始跳舞。太平不戒严时可以通宵。欧罗甫带着十几名俄人和菲律宾人演奏。男客必须穿上晚礼服，假若穿着浅色西装或中国长衫，服务人员会很客气地把他请出去。女客当然争奇斗艳不在话下了。
辜鸿铭也是常客
北京饭店的西餐是有名的，监厨是法国人。那位主厨是浙江舟山人姚宝生————癞痢头————是由一百多名报名的厨师中被各使馆的人员品尝之后，选拔出来的，胜利之后他才退休。全餐合三元美金。最初在船板胡同时的邵宝元对于法文、英文能说、能写，德文、意文能说不能写，现在他做华人经理已经多年了。
西餐厅和舞厅是相连的，前者在南，后者在北，靠北墙有小戏台。那时外国的大音乐家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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