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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是小说《那些度日的人们》中的一个片断。它虽然不是游记,但中间插写了一些我在游记中所漏掉的事情,所以我给它加了个“朱雨亭其人及其他”的题目,并附录于此。

    朱雨亭其人及其他

    ……远未有想写点儿什么的心思,即使硬是要写,能写的东西也可以说没有————不,也并非什么都没有。那种素常在我心中,无论如何以我自己的力量都难以驾驭,一言难尽的某种感情,正充斥着胸臆。我不知道如何来写这纷乱的满腔心事,而且也觉得不能把它硬写出来。然而,不把它向外宣泄的话,我的心即使现在也鼓胀得几乎要跳出来,痛苦得几乎透不过气。

    这并不只是比喻。我在这一刻,才真正明白了求死之人的状态。人类在单纯的精神痛苦下是不会自杀的,只有精神上的痛苦达到极限而转化为生理上的东西时————就如处于最剧烈的病痛的顶点的病人,急不可耐地指着自己的头或胸口,对守护着的人大叫:“快点在这儿开个口吧!”那时的心情一样。并且,这事得是由他自己亲自动手,才会有自杀之举。我瞬间地,但又不止一次地,体验到了濒临这种状态的感受。我有时甚至想,如果把如此纠缠不清且痛苦不堪的心情全部一吐而出的话,自己一定会痛快一些;若那时还不能痛快,就能以自己所写的东西为遗书而自杀了。实际上,我有时也想不存问世之心,只是纯粹把它先写下来再说————但马上便嘲笑起自己幼稚的浪漫主义。好在这样一来,一时间心情倒也平静了下来。

    我的内心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对于自己边自重边自嘲,对于我所怨恨的那男子既存着极度侮蔑而又不再怀有敌意的方法。但是,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想忘掉她,总也没办法做到。最初,我试图用憎恨她的方法使自己疏远她,但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可以恨她之事,甚至连一丁点儿线索也没找到。每每想起她,我非但不怨恨,反而思念得更加厉害了。那时,我的心里就只剩下了爱恋。提笔写的是给她的信,但她却决计不会收到的。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不把信投入邮筒,只是封上口放进了自己的抽屉。我知道自己过于痴情,但还是至少写了长长短短近二十封她大概一生都不会看到的信。————“记下近日相思情,论功可封五品官。”这首和歌是谁所作、何时流传下来的呢?似乎是在《万叶集》里的吧。我写完信痴想了二十多分钟后,突然想起上面那首《万叶集》里的和歌,于是凝视着桌上的信件,无聊地跟自己开玩笑道:“不知谁会付我这信件的稿费。”接着,勉强笑了笑。

    我那么深情地写的东西并不是文稿,但是我又必须写点文稿————世人认为我是不必为衣食之忧而写作的,这是误传。假定我的父亲有什么恒产的话,自然可以这么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另一方面,此时我已是十九二十岁的人了。而且不管有什么复杂内情,如何没存犯错之心,总归是与有夫之妇,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堕入了情网。谁又能以因这事而无法工作为理由向父母或兄弟厚着脸皮要钱呢?再加上我已六十岁的父亲及母亲已察觉到,由于这些纠葛,很长时间以来我几乎是完全不动笔了。不知是父亲还是母亲,曾经偷偷往我房内看了一眼,见我在桌上写东西,就变得非常高兴。因为稿纸相同,他大概以为我写的是什么作品吧!但那只是我写给她的信。

    “你写出什么了吗?”父亲偶尔会在吃饭时这样漫不经心似的问我。我只好狼狈地糊弄道:“嗯,没呢。因为怎么也写不好所以又全撕了……”口气含糊,仿佛在自言自语。这样下去的话,我会变得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吧。且慢,这样下去是什么意思?我奇妙地,并非针对任何人地起了反抗之心。同时,我也觉得必须得写点什么。说是出于面子也可,说是出于志气也可,还有几许是出于对父母和那位大概其后一直挂念着我的女子的安慰。另一个原因是,正如我曾经于别的机会、别的场合中所写的那样,从那时起,我的乱买东西、胡乱花钱的老毛病又犯了,以至于做出把未完成的、三四年前的旧稿拿出来卖钱之类的浅薄之事。没有了零花钱,我一直蔫到了心里。再加上近来天气潮湿,一直下雨,已不适合我前些日子那种外表看上去挺有精神地在大街上各处闲逛的生活了。还有,我想安慰一下自己悲凉的————不,我不再使用这样漂亮的词语了————只是疲惫之极、孤寂乏味的窝居生活。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写点东西了。

    但是,所谓的小说————主要描写人们思想冲突的小说,我本来就不会写。即使不是这样,在这对于人生倍感压抑厌倦的日子里,我也实在是写不出来的。或者可以说,我是中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如小说般的现实之毒了吧。所谓小说,一定要具备坦率而勇往直前的男子汉气概,对人生的悲剧决不逃避,也不轻率地喜怒感叹,才能写得出来吧。我以前时常写的东西,简直是一个奇怪的童话般的世界。可是现在的我,疲惫不堪,思维混乱,即使要描写这样的世界,也不能无拘无束地、整个身心地投入。

    这样想来,我好像最终还是什么也写不成了。但是我必须要自己努力设法写点什么,况且我又开始觉得写什么都可以了。于是,我在又一次的冥思苦想之后,决定写游记。我可以按回忆写,回忆时只有欢乐,而不会有痛苦;还可以凭一时兴致,写回忆起的事物;此外,不管结果多么没趣,都可由措辞添乐。而另一方面,我若能完全沉浸于对一年前的旅行的回忆的话,至少在写游记的这段时间里,是能忘却“今日”的吧。而且,那样用脑的话,一定会很疲劳,这样我晚上也许就能睡好觉了。“就这样!就这样!”我拼命鼓励着自己,开始起草名为《厦门采访手札》的游记。

    我是以一种可以说自暴自弃的笔调胡乱地写《厦门采访手札》的。由于回忆中的过去总是美丽而愉快的,再者所写的又是我所喜爱的异乡,所以可以说,我达到了忘却“今日”的目的。但是,在这些回忆的间隙里,在我文思阻涩之时,“过去的日子”就会结束,我的思绪就会不知何时、不知因何契机而迅速从旅行的事情跑到了“今日”的事情上。————尽管那使我烦恼不堪的事发生在旅行结束后不久,和旅行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我一心想忘掉现实,因此不顾文章的前后状况,只管往前写,就如同被驱赶着一般孜孜不倦地、拼命地往前写。我又拜托别人故意频频催稿,用这种方法使写好的东西从我这儿不断地被拿走————这样的话,心肠软弱的我,为不使讨稿者空手而归,就只有拼命努力写作了。同时,我做事虽爱凭一时的兴致,但又过于认真拘束,喜欢再回头看看先前写好的部分。因此,为了防止自己因厌烦先前胡写之处而中途停止,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写好的原稿不在身边。天哪!我一边用了这么多方法,一边自暴自弃地写着……

    我不知道所谓的记忆,到底残存在人们的心灵或脑海的哪一部分,但现在它成了一股神奇的力量————我就在这神奇的力量的作用下,从不久前的事物开始,以自己喜欢的种种事物的唤起顺序为次第,把它们杂乱地写了出来。就这样,我一边赶着《厦门采访手札》的稿子,一边挣扎于进展不快的困境中。当这种感觉在我自己的心灵及脑海的各个角落漫游彷徨的时候,一天晚上,我想起了自己曾经遇见过的一个人。起初我只是不经意地记起了他,而后我却想稍写一下其人其事了。

    这个人的名字,是朱雨亭。那是在我从厦门出发,想前往当地内乱的中心漳州考察的时候的事。原先的向导因故与我分别,因此去漳州时,我将没有向导陪同。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个同伴,这是在出发的前一天才定下来的。就在同一天,在厦门热情关照过我的周先生递给我一张名片,并对我说:

    “我向你介绍他吧。这位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是漳州中学的老师。两三年前来的漳州,精通当地的地理、历史及现在各方面的情况。他是个认真的新思想家,而且对日本也很有兴趣。我对他提起过你,他也非常高兴与你结识。今天他来厦门,明早和你乘同一只小蒸汽船回漳州。明天你肯定能在船上碰见他。我已跟他说好了,大概他会先认出你来,和你打招呼。他叫朱雨亭。”周先生指了指名片上写着的“朱雨亭先生”几个字,又接着道,“他是英语老师,因此尽管不会贵国语言,但一定可以用英语和你交谈。”周先生自己也是用英语和我交谈的。

    我觉得这很顺利,因为那天我虽然已经约了两位同伴,但他们也是第一次去漳州,且我感到他们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像是善解人意之人。他俩都是台湾人,所以会些日语,这就是唯一的可取之处吧。但那日语也着实说得令人心里着急,也许还不如我的英语会话能力有用呢,从此也可想见其日语的糟糕程度。

    第二天,我登上了逆流而上、去漳州的小蒸汽船。船上挤满了人,使人觉得十分危险。出发时间比我们预计的晚了半个多小时。在船开之前,我一直在想:朱雨亭会在哪里呢?但是,我在这一大群人中,根本不可能认出他,因而只有寄望朱雨亭早些认出我这个全船唯一的日本人了。我边这么想,边像替自己做广告一样,不时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四周张望。随后,我又告诉了两位同伴自己在找人,我想只要他们稍稍显得友好一点儿,我就请他们在人群中喊一声:“朱雨亭在不在?”但是这两个小学老师可能认为那样做不雅,并且本身也不愿意那样做吧。“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找不到吧。”他们咕哝着,又继续聊自己的话题了。这时我甚至想,倘若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日语的话,我就自己起身大叫:“请问朱雨亭先生是哪一位?”我心里是如此依靠朱雨亭,可是始终没有任何人向我打招呼。于是我想:朱雨亭也许今天没上这船,那么只好到漳州后去他的中学看看再说吧。于是,我便不再找了。

    那天,无论是在船上,还是其他地方,我都没被朱雨亭认出来,我也没能认出他。到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去中学找朱雨亭,但因正值暑假,他没去学校。我又想去他家,可听说他家在城外相当远的地方,于是我只好死心了。可是又想起周先生说过朱雨亭也想见见我、了解日本的情况,所以我就在学校里留下了当日自己的住址和名片,请别人在朱雨亭万一来校之时转告一声。

    从中学回来,我与两位同伴怀着不浪费这短暂逗留的一点点时间的想法,由另外一个居住在当地的台湾人的儿子领着,去看了街市的古城门、新建的市场和公园等地。这个男孩年纪不大,但眼珠灵活,显得十分聪明伶俐。他的态度要比我那两位同伴干脆许多,但他和我之间毫无能够沟通的语言。当他站在什么东西面前,抑或是指着远处的什么详细说明之后,我的同伴们只替我译了少量而且不得要领的内容。那男孩在一旁以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一切,又注视着我的眼睛,似乎在说:“我说得那么清晰明了,你都懂了吗?”我虽然很喜欢男孩的导游,但为不能与他直接对话而心里着急,又为同伴的过于迟钝而生气。所以,我一心只愿次日能由朱雨亭先生来做向导。但是次日仍不见朱雨亭先生。于是我们这一日仍由男孩领着,几乎转遍了可看之处并不很多的漳州城内外。在太阳光最毒的时候,我们回到男孩的家里,按当地习惯睡了午觉,一直睡到临近黄昏。

    我们全都睡醒后,就在家门口附近坐着闲聊。这时,两个青年向这里走来,其中的一人看上去认识我的同伴,立刻与他们打了招呼。然后我的同伴就告诉我:“朱雨亭来了。”我一得知来的这两人中就有朱雨亭,马上就起身相迎。朱雨亭就在我面前————到现在为止和谁都没怎么说话的青年,大概就是朱雨亭吧。他没有仔细看刚从椅中起身的我的脸————一定是刚才注视过了吧,并且在与我说话前用中文小声对他的伙伴说了些什么。他的伙伴(就是刚才与朱先生谈话的青年)立刻用在台湾人中也属上乘的日语对我说道:“朱先生说如果是你的话,他已经见过两次了,现在正吃惊呢。”

    “什么,已经两次了?在哪儿?————一次也许是船上吧,可另一次呢?”我大为惊讶,不禁用了一种自然而随便的口气,一种不同于平常谈话时的语气。对方告诉我,一次是昨天傍晚时在公园里,另一次是在小蒸汽船上;而且两次遇见时,我们离得都很近,应该都互相看见了。我又一次不可思议地、仔细地盯着朱雨亭的脸:原来如此!我那般辛苦寻找的人————朱雨亭,竟与我相遇了两次,而且当时两人还相距不过一米多。岂止如此,船中自不用说,在公园里我们也是相对了二十多分钟,这些全是真的。

    我又记起,不单单是这两次:我在小蒸汽船上,在朱雨亭尚未上船、还在舢板上正要上小蒸汽船时,就已经注视过他了————他就是在小蒸汽船开船信号响后急急忙忙地下了舢板,颇为危险地登上来的我们那只小蒸汽船的最后一位乘客。当时我正好坐在船舷边,他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白色西装的袖子擦过了我的肩膀。我那时甚至想:现在才上船,在这么拥挤的人群中坐哪儿呢?于是回头向他望去,看见他走进了我斜后两三排的人群之中。那里还有一个穿西装的青年,好像与慌慌张张的他是朋友。青年旁边有两个姑娘,这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在这荒落的船中最引人注目,看样子是这一带极少见的女学生。我从刚才因船久久不开而想排遣无聊起,就不时注意她们。她们一定是这一地区的所谓激进新思想之地————漳州的女孩吧。不光是发型,她们的表情、动作之中也透出一股毫不做作的泼辣之风。因此,开船以后,我也自然地时时向那边望去。当然,同时我也就注意到了那个几乎要迟到误船的、坐在她们身旁的青年————他就是现在站在我眼前,介绍自己是朱雨亭的人。

    也不单单是这件事,我与朱雨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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