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旧作：驳袁子才《论语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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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简略，不易得解。后人每以臆见解书，各执一说，几成聚讼，而卒不得一真解。遂使学者转无所宗向，而文义益晦矣。

    尝读袁子才《论语解》，谓：“孔子仅许颜子以三月不违仁，其他如陈文子、令尹子文皆不许也。至于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乃又有器小、不俭、不知礼之诮。”乃以臆见解之曰：“使管仲而果仁矣，天下有仁而器小、不俭且不知礼者乎？天下之知礼、能俭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腾口说而持之过坚，使前后不合。后世之慎言语、少许可者且不然，而谓圣人然乎？然则何以有此？曰：“《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分。齐人最重管仲，以管仲为仁者，齐之弟子记之也；鲁人素薄管仲，以管仲为无一可者，鲁之弟子记之也。”诚如所言，则直以伪书目《论语》矣。违背师训，私出己见，矫言立说，驯谨弟子且不为，而谓孔门弟子为之乎？矫言立说，非伪书而何？袁氏此言，亦太小之夫视诸贤矣。然则当作何解？曰：仁之道大，夫子所以罕言也。而其间有体、用之别，德、术之分。仅许颜子以三月者，许其仁之体也，仁之德也。故陈文子、令尹子文无与焉。许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许其仁之用也，仁之术也。不观孔子之言乎？曰：“相桓公，霸诸侯，民受其赐。”曰：“不以兵车，管仲之力。”则许其为仁术也明矣。夫仁术者，功泽足以被斯民之谓耳，固与仁之体、仁之德判然分为两途者也。如是，而管仲诚器小、不俭、不知礼，又与其仁术何害焉？大圣人就事论事，非若后世儒者之动辄求全责备，其许管仲以仁也，宜矣。而何有于齐论、鲁论之分也哉？

    商鞅论

    王者治天下以道，霸者治天下以术，道与术均归之于法，是故无法不足以为治。

    春秋之世，齐桓崛起，管仲辅之，一变三代之道，以归于法。惜乎管仲、齐桓相继以死，而齐难作，后起无人。不然，由管仲之法，以复归于王道之治，犹反手也。

    战国之世，秦孝公恃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公孙鞅辅之，一变先王之道，内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守之具，外连横以斗诸侯，唾手而取西河之外。当是时，诸侯恐惧，相与合纵以谋弱秦，而终不可得。至于始皇吞周室，并诸侯，废封建，夷天下，为郡县，是犹鞅之余绪也。

    鞅之有功于秦大矣，然卒不免作法自毙者，则精刻之为害也。使非为众怨所归，公子虔之徒何由而告反？魏更何为而内之秦？此徒事精刻而不知济以仁慈之过也。虽然，吾犹有论焉。鞅之精刻，鞅之忠也。以忠而自毙，则不得不原之矣。吾何以见之？吾于今之沽恩者见之。今之沽恩者借朝廷之法，营一己之私，门生故吏盈天下，一旦得罪，犹不失所庇护。而犹诩诩然曰：“此明哲保身之道，忠厚待人之极也。”是则吾知其为不取于商君者矣。

    荆轲论

    荆轲，一伧父耳。田光不知而误荐之，燕丹不知而误信之，樊於期不知而误借之以头，于是所图不成而然，事转以日亟。甚矣！伧父之足以误人家国事也。然而知人之难，亦于此可见矣。当其默然避道，非不类夫涵忍也；交屠狗，击筑歌泣于市，非不类夫狂士有所寄托也。此田光、燕丹、樊於期之终为所蒙也。不然，图穷而匕首见，左手把王袖，右手把匕首，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直一腾击事耳，乃计不出此。事败，且自为解嘲曰：“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契约以报太子。”汝谁欺，自欺乎？故鲁句践曰：“惜乎！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是犹原之之词也。夫当其默然避道，怯也；歌泣于市，不安其怯，欲自炫也；必欲生劫秦王，非有爱于秦王也，非必有契约始可以报太子也，欲生劫之，将以自存也。吾故曰：荆轲，伧父也。

    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知“为君难”之一言，可以兴邦。燕丹蹈不知“为君难”之言，其所以致败乎？夫为君之难非他，知人而已。尧知舜，舜知禹，垂拱而天下平。为臣不易非他，图所以酬知而已。舜举禹，禹举稷、契，以上佐垂裳之治，此唐虞之所以为盛也。燕之败，不败于荆轲，而败于田光；不败于田光，而败于燕丹。呜呼！以燕丹之贤，而自误于不知人，以致覆亡其家国。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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