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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當戰國的時候中國的文體已不能與語體一致了。戰國時，各地的方言已很不統一。孟軻說：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
曰，使齊人傅之。
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書中又提及“南蠻鴃舌之人”，也是指楚人。
又《韓非子》“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璞”。可見當時的各地方言已很不同。方言不同而當時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見文字與語言已不能不分開了。
戰國時文體與語體已分開，故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有“同文書”的必要。《史記》記始皇事，屢提及“同書文字”（《瑯琊石刻》），“同文書”（《李斯傳》），“車同軌，書同文字”（《始皇本紀》）。後人往往以為秦同文書不過是字體上的改變。但我們看當時的時勢，看李斯的政治思想，可以知道當日“書同文”必不止於字體上的改變，必是想用一種文字作為統一的文字；因為要做到這一步，故字體的變簡也是一種必要。
《史記》描寫人物時，往往保留一兩句方言，例如漢高祖與陳涉的鄉人所說。《史記》引用古文，也往往改作當時的文字。當時疆域日廣，方言自然也更多。我們翻開揚雄的《方言》，便可想見當日方言的差異。例如《方言》的第三節云：
娥，?，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姣。趙、魏、燕、代之間曰妹，或曰娃。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語也。
“通語”二字屢見於《方言》全書中。通語即是當時比較最普通的話。最可注意的是第十二節：
敦，豐，厖，??，幠，般，嘏，奕，戎，京，奘，將，大也。凡物之大貌曰豐。厖，深之大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或曰幠。宋、魯、陳、衛之間謂之嘏，或曰戎。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為之作釋也。
此可向一統之後；有許多方言上的怪僻之點漸漸被淘汰了，故曰“今或同”。但這種語言上的統一，究竟只限於一小部分，故揚雄當漢成帝時常常拿著一管筆，四尺布去尋“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訪問他們各地的異語，做成十五卷《方言》。
當時的方言既如此不統一，“國語統一”自然是做不到的。故當時的政府只能用“文言”來做全國交通的媒介。漢武帝時，公孫弘做丞相，奏曰：
……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史記》、《漢書》“儒林傳”參用）
這可見當時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爾雅”的詔書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這可見古文在那個時候已成了一種死文字了。因此，政府不得不想出一種政策，叫各郡縣挑選可以造就的少年人，送到京師，讀書一年，畢業之後，補“文學掌故”缺（也見《儒林傳》）。又把這些“文學掌故”放到外任去做郡國的“卒史”與“屬”。當時太學，武帝時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加至百人，宣帝加至二百人，元帝加至千人，成帝加至三千人。凡能通一經的，都可免去徭役，又可做官。做官資格是“先用誦多者”。這樣的提倡，自然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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