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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诸对等与劣势兵力而言：倘若我的兵力与敌相匹敌，则宜竭尽全力和他死战，因为相匹敌，则胜败难断，若能尽力而战，亦可得胜；倘若我兵力比敌少，则宜据险阻或城砦而取防御态势；倘若我的兵力比不上敌，则可巧为退却，避与交锋。言外即说：俟有援军，即转为攻势。
此节各“能”字，须留意！【少则能守之】守字，有些版本作“逃”字。至于“敌则能战之”及“不若则能避之”两个原则可作为现代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
孟子说：“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
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所以力弱的小敌，倘若不自量力，徒作顽强的坚守坚战，那简直是力强的大敌所多谢的俎上肉。
上述十、五、倍、少、不若、小、大等字，虽是就军队之量来计算，当然亦包含着质的方面，如武器的钝锐，训练的精劣，兵质的好坏，粮食器材的足否等————陆战力的强弱以此测定。就海军说，固以吨数为基本，但速力、备炮（口径）、根据地的远近、舰载飞机的性能等，也必须计算在内。
兵数的重要性
拿破仑说：“以仅有敌六成的兵力而战，等于赌博。”
鲁登道夫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明白昭告于吾人者，即敌人在数目方面之优劣，实胜败之所决，故数目为战事之要键，不可不注意者也。战事中，置数目之重要于不顾，而妄冀以少制多，实为大误。法兰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确知所以为全体性战争之后盾者，唯在于倾尽一国之全力。”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这是说关于政府内部的问题。主将为国家元首的辅佐，好像车之支柱一样，这支柱般的主将，倘若具备了智、信、仁、勇、严的五德（周），元首亦信任之，国家必可日臻强盛；反之，主将的五德不全（隙），有了缺点，元首亦妄加掣肘，国家必日益衰弱。
【国】是国君（元首），是国家，也是政府。这三者，在古代往往是三位一体的。如春秋时代的君主，以私人经济拨给国家财政，又以绝对权而取自国民，所以政府、国家包含于国君之力中。国君固依自己的意志而行政、立法，而且特别掌握着宣战、媾和的大权，所以国即君。【辅】车的支柱，即两旁的夹车木，转用为辅佐意。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
这里有一问题应注意，即元首足以为患于军事的有三大项。其一，妄滥干涉军事，不应前进时而命令前进，不应退却而命令退却，这叫作縻军。
【三军】古代军制，天子之兵，定为六军，诸侯之兵，定为三军，三军为三万七千五百人。【縻军】縻为绊意，縻军指如有绊之马的军队，意谓束缚军队的行动。岳武穆班师之事，可为例证。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
其二，没有军事的知识经验乃掌握和总司令一样的职权，妄行处理军政，弄得军中行政混乱，朝令夕攻，于是将士茫然莫知适从了。其三，不懂军事上的权变，缺乏战略战术的知识经验，也负起和总司令一样的职责，妄行指挥，弄得笑话百出，于是，将士互相疑惧了。
上述三项，实没有区别的必要，可以说均是戒备不懂军事者干预军事。古人说：“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又说：“国不可以从外治，军不可以从中御。”亦即此意。
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将卒对军中一切既生疑惑，于是斗志沮丧，内讧发生，必招来敌国诸侯（当前之敌，或第三国）乘虚而压迫我、攻击我。唉，这真是搅乱自己的军队，以导致敌国取胜于我的愚蠢举动。
元首对于前线的指挥官，不加干预，应任其进退自由。不然，就会发生“乱军引胜”的祸害。
指挥权要独立
统帅权独立呼声出现的原因，就在此。如果君主或政府干涉军事，则适合战况的行动，当付之阙如。
英国的国王仅有陆海军大元帅的虚名，没有任何统帅的实权，过去日本、意大利也是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阁员常常议论战争实行上问题的是非，因之，每误了各事之机宜的处置。后来政府发觉了，立刻从战线上召回鲁伯逊将军，任以参谋总长，负起一切责任。
克里孟梭的果断
其在法国，对每一将帅虽没有交予兵事之权的惯例，但鉴于前线状况的日非，克里孟梭总理方委托贝当将军（坚守凡尔登的勇将）为全法军的统帅，于是出征军的指挥权，方从此完全独立。
克里孟梭总理断然的处置，虽救了法国，但于此以前，前线的指挥权，可以说握于法国政府之手。当时视察前线的国会议员，吃惊于激战的惨状，乃要求陆军部长立刻下中止作战的命令，但亦不足为怪，因为他们不懂军事，不知战况的推移，仅见局部的惨状，遂于悲观之余，出此下策。
贝特曼的误国
其在德国也有这种情况：立法院每派员到前线干涉，弄得战事不易进行，鲁登道夫在其所著《总体战》一书中说过：“内阁总理贝特曼阻止无限制的潜艇战争，使德国有精良的武器而不能使用，谓为误国有何不可。”
罗斯福的伟大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政府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政治与军事间发生摩擦的恶果，对军队的指挥权始能保持其独立，不加以无谓的干涉，其中首推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代表人物。正如马歇尔将军《致美国陆军部二年报告书》上说：“罗斯福总统对余之信任，及其所以应对战争危急关头之严肃的决意，余迄今仍抱持一种至深感激之情。当诺曼底登陆时，总统除看例行报告外，初未在任何时要求情报，于海王行动反攻之役，情势异常危急，总统对艾森豪威尔将军亦未尝有一语之诘问，此乃一饶有趣味之历史事实也。至其对军部管理之信任，则使陆军部之官员办事上大觉方便。”罗斯福此举，真是今后政治家的楷模！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在未战之先，从五个原则上，便可以判知胜利之事。第一，为主将者知道自己的兵力优于敌，则可以战；敌优于己，则不可以战，那么必胜。（按此项与《始计》篇的五事七计有密切关系，且含有本篇的围、攻、分、战、守、避的意义。）
“能战与不能战，亦视乎时与地为转移，不知此而妄战必败。过去日俄之战，对阵于沙河已久，日军预计，一待春意初动，决然大举猛袭……调此方面军队增配于最左翼，准备一经完成，便乘春冰未解的机会（倘若春冰已解，则妨碍军队的行动）而攻之，果获大捷。故可以战，则大军猛袭；不可以战，则坚壁固守，此为日军在满洲战胜俄军的原因。”
识众寡之用者胜，
第二，在战略上，对于兵力的使用，没有错判某一方面宜用重兵————主力，或寡兵————一部，当可取胜。就战术说，对于攻击防御上兵力使用的重点选定没有错误，亦可取胜。（按此项，含有本篇所说十、五、倍、敌、少、不若等的用兵之法的意义。）
王翦与李信
王翦事秦始皇，拔赵取燕，这时，有叫李信者，年轻而气秀，曾以数千兵破燕太子丹。始皇奇之，问信说：“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信答道：“不过用二十万。”至问王翦则答：“非六十万人不可！”
始皇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于是，以李信为将，带兵二十万攻荆，不足，结果以六十万兵破之。王翦真可谓“识众寡之用”的名将了。古人说：“大兵适于广的平地，小兵适于狭的山地。”又说：“小兵适于夜战，小兵可以依其使用之法，而破大兵。”又说：“用众宜分，用寡宜合。”这也是用大兵与小兵的法则。
上下同欲者胜，
第三，上下一心，目的一致，视敌人如私仇一样，当可取胜。
《作战纲要》说：“协同一致，为达战斗的目的之要素。不论兵种，不分上下，均须‘同心勠力’‘同仇敌忾’，始可获战斗之成果。”
以虞待不虞者胜，
第四，虞是戒备意，这项是说在战场上，我要严加戒备，以求安全。一经发觉敌人没有戒备，即猛攻之，必可取胜。至就平时说，我时时预防，改进军备，而敌则否，那么乘机攻之，亦可取胜。
吴子说：“出门如见敌。”
老子说：“祸莫大于轻敌。”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第五，主将有才能，即具有智、信、仁、勇、严五才，元首不在后方遥为牵制，而听其运用自如，必可取胜。
《史记》载，孙子将斩不服军令的吴王宠姬二人时，虽有吴王“勿斩”的命令，但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由，遂斩之。这不仅是军纪维持的问题，同时也暗示军队的指挥权如果被掣肘于内，则不能运用自如，争取胜利，所以吴王卒用他为征楚之将了。
罗、杜的不御
这次美国在欧亚两战场的胜利，固由于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尼米兹、阿诺德诸将之“能”，亦由于罗斯福、杜鲁门总统的“不御”，即不干涉其指挥权，而让其自主发挥，否则，恐怕也就不会这样顺利地取得胜利了。
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总之，这五项原则是一体的，不是分开的，是一套判别胜败的法则。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知己知彼，是多么脍炙人口的名句，实为人类社会一切斗争的法则。这里仅就军事而说，明白彼我的情形，或虚实（如关于作战计划、战斗能力、天时地利等），纵是百战，都不会发生危险；其次不明敌情，仅是认识自己，那么打起仗来，或胜或败，胜败不能预断，适等于赌博之举；再其次，对敌情既不明白，甚至连自己军队如何也不清楚，打起仗来，宛如暗中摸索，哪有每战不殆？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吉田松阴说：“前半篇，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事皆与敌关，故以知彼结之。后半篇，三负五胜，事皆在自为，故以知己结之。三句用韵，反复叹咏，结法似不甚紧，而其实极紧。”
名将的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战则易胜；不知己又不知彼，战则必败，这是战史上常见的事。普奥之役，普军之所以打败奥军，是由于毛奇将军既明白“己”————普军的实力，又认识“彼”————奥军的素质、装备、战斗力等；反之，奥将昧于彼此则败。至如普法之役，毛奇认为欲统一南北德意志，建设一个强大的帝国，非把西欧的霸者法兰西打败不可，所以于胜奥后，又攻法，结果普胜法败，亦是由此。自古名将，除知己外，而对于知彼更为看重。普鲁士腓特烈大帝说：“若能常常预知敌的企图，虽以劣势的军队，每回都可以立于优越地位。”拿破仑为探知敌情，用间固勿论，且于将会战时，都是先以优势的骑兵集团行进于数日路程之前，侦察敌方运动，另一面又极力掩护己军的运动，即自己既明了敌情，同时又使敌军丝毫不能窥知己军的行动。
珍珠港之败在此
一九四一年冬美国在珍珠港所吃日本的大亏，不待说，也是“不知彼”之故，即事先没有知道日本进攻珍珠港的企图，致毫无戒备，为其所欲为。正如最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司法官罗伯特为首领的负责审查此案之委员会宣称：“珍珠港被袭之令人惊异一点，为美方之情报缺乏，而非配备缺乏，即使当时有更多之飞机与雷达配备，情形恐亦未必较佳，盖最大之错误在于对敌人之全面袭击，事先未有戒备，致不能够快速应付。我们的组织并无错误，我们对局势之估计错了。”由此可见一国不能一时一刻不知敌国的动态，同样一军也是不能一时一刻不知敌军的动态，否则只有覆军杀将，亡国灭种的结局。孙子的名言，应永远作为我们谋国者、治军者的座右铭！